我国大运河是古代劳动人民发明的一项巨大水利工程，它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连通五大水系，跨过2500多年，奔腾近3200公里。大运河在促进南北交融、中外交流，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许多读者应该都知道大运河与“徽班进京”的故事。实际上，大运河不只是戏剧艺术交流开展最重要的交通要道，它仍是自五代以降，我国剧曲年代发端、开展、鼎盛的见证者。它孕育了我国光辉的戏剧艺术，滋补了不计其数的剧曲艺术人才，传承了千年的中华文学创造，极大丰富了中华传统文明内在。
清代沈容圃绘《同光十三绝》“剧曲年代”登上舞台
隋代在当地运河根底上开凿贯穿的大运河，构成北抵涿郡（今北京）、南达明州（今宁波）的大运河体系，由此使得幽州成为北方的军事重镇。辽金、两宋之时，幽州从北方军事重镇向王朝国都跨进。元代则依高梁河水系制作元大都国都，将隋唐大运河“裁弯取直”，由杭州直通元大都，构建出京杭大运河的根本形状。
隋唐时期是我国歌舞伎乐的后期，以俗乐二十八调为主。它的最大特色是各民族之间文明的大交流与大交融，构成歌舞伎乐到达极盛后又步入式微的阶段。到五代、宋代时，歌舞大曲现已不为人所知了。史书所记载的宋太宗制大曲十八首，根据旧曲作新声，其实音乐现已非真实的唐代大曲了。歌舞伎乐的式微，是让坐落剧曲音乐的原因。自五代以降，宋、元、明、清迎来了我国前史上的剧曲音乐年代。其音乐形状包含戏剧、曲子词、说唱、歌舞杂戏等音乐。这一时期，瓦舍、北里、酒楼、伎馆、庙会、戏台得到空前的开展，为剧曲音乐艺术的开展供给了场所。
宋元时期，市民音乐活动的中心是瓦子北里。瓦子也称“瓦舍”或“瓦肆”，是以文娱为主要内容的商业集中点。瓦子的呈现是产品经济昌盛开展的产品。北里是瓦子顶用栏杆或巨幕隔成的演员扮演的固定场子，扮演各种民间技艺，有的北里以“乐棚”为名。南宋缜密《武林旧事》中曾记载杭州城有23座北里，与北宋汴京10座比较，数量多得多。它们散布于临安城运河滨。如杭城东部运河水系衔接南宋城河（中东河）边的有南瓦、中瓦、蒲桥瓦、菜市门瓦、荐桥门瓦、新门瓦、小堰门瓦、候潮门瓦、便门瓦等。又有北部余杭门（即北关门）外运河滨北关门瓦、北郭瓦、旧瓦、米市桥瓦等；自北向东艮山门运河滨再有艮山门瓦。
瓦子北里中的伎艺非常多样，北宋末崇宁、大观(1102—1110)今后，有归于音乐舞蹈杂剧一类的如小唱、嘌唱、散乐、舞旋、杂剧、傀儡、影戏，归于说唱类的诸宫调，曲子类的唱赚、词调，平话类的说《三国》《五代史》以及文字类的游戏等，归于杂技体育一类的如筋骨、上索、球杖、踢弄、绰刀、相扑、蛮牌、弄虫蚁等等。此刻，民间的说唱艺术也从瓦子中产生开展昌盛起来，为戏剧艺术的建立发明了条件，因为吸收唱赚、诸宫调等艺术方式的滋补，杂剧艺术越来越接近于真实的戏剧。
杂剧的南移道路，主要是沿着大运河和长江水路。除杭州外，扬州、建康（南京）、平江（姑苏）、松江（今属上海）等江南名城，也是杂剧荟萃之地。其时，南征的大军和南徙的人口，构成了榜首批杂剧观众。杂剧以其融说唱、歌舞、扮演于一体的艺术方式和慨慷雄健的音乐声腔，使南边人耳目一新。另一方面，北宋时杭州已为东南榜首州。到南宋，杭州作为南宋京城，人口活动和政治等要素，促进了南北言语的聚集，构成了共同的“官话”体系，因而，土生土长的南边居民对华夏音韵也不陌生。这使得以北方言语为依托的杂剧，很快就为杭州观众承受与喜欢。杭州很多的北里瓦舍，转瞬成为北杂剧的扮演场所。杰出的条件和时机，反过来更招引大批杂剧作家和戏班源源南下，寻求开展。所以元初杂剧敏捷在南边扎下深根，杭州和大都（北京），别离成为南边和北方戏剧圈的活动中心，它们互相照应，交相辉映，在大运河的贸易往来中进入了元代杂剧的鼎盛时期。
杂剧初入南边，顺着大运河河道，迎来了榜首批已在北方享有盛名的剧曲作家。他们不只带来了已在北方撒播的名剧，还持续写作新剧。如“杂剧班头”关汉卿，在《望江亭》杂剧中加入了南戏片段，因而有学者以为这部杂剧极有或许作于南边。马致远、尚仲贤、戴善夫等人所作的许多杂剧著作，都是在南边编撰并在南边撒播的。这些杂剧著作还保存着这一批杂剧名家北方杂剧初兴时期那种生气勃勃的精力，为杂剧赢得南边观众的喜欢奠定了根底。到了元顺帝朝（1333—1368）至明初这一时期，杂剧走向式微了，元杂剧的音乐后来被昆曲改造后保存下来，与留存下来的南曲比较，它的音乐特色是用七声音阶，字多声少，节奏激烈，也较快，风格粗暴，雄健。
南戏，则是大运河南端杭州的代表性戏剧剧种。其又称戏文，指宋元时期用南曲演唱的一种戏剧方式，它最早上源于浙江温州一带，又称“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明徐渭《南词叙录》曰：“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故刘后村有‘身后对错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之句。或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号曰永嘉杂剧，又曰鹘伶声嗽。”元代中期今后，南戏逐步开展起来。重要的著作有柯丹邱的《荆钗记》、无名氏《刘智远白兔记》、施惠《拜月亭》、徐畛《杀狗记》，此四剧并称“四大传奇”。此外，元末高超所创造的《琵琶记》深受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推重，其间的“我本将心向明月，怎么办明月照水沟”成为传世佳句。这部传奇沿着大运河河道被传到达运河沿岸乡镇，进而又传到达内陆，所到之处都遭到民众的喜欢。
清代王翚等绘《康熙南巡图》第九卷（部分）。画面布景是绍兴府柯桥镇大桥边（绍兴河段是京杭大运河一部分），戏台应该是暂时建立的，台上表演剧目是昆曲《单刀会》。故宫博物院藏“百戏之祖”唱南北 “徽汉合流”国粹传
明代中期后，经过运河的流转，南戏与其他当地性声腔剧种相互影响，产生了很多当地性声腔剧种，尤其是所谓的“四大声腔”，如昆山腔、海盐腔、弋阳腔、余姚腔等最为闻名。徐渭《南词叙录》：“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出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称余姚腔者，出于会稽、常、润、池、太、扬、徐用之。称海盐腔者，嘉、湖、温、台用之。惟昆山腔止行于吴中，流丽悠远，出乎三腔之上，听之最足荡人。”随后，素有“百戏之祖”的昆曲，跟着昆曲作家与昆曲演员在大运河上的活动与扮演，构成了其时昆曲老练开展的五大中心：由南至北为杭州、姑苏、南京、扬州与北京。因而，也有人称昆曲为“运河戏剧”。
昆曲在南边的扮演方式主要是“工作昆班”和“家庭（家乐）昆班”。苏昆（或称南昆）进入北京的时刻根据明代袁中道《游居杮录》一书记载，约为明代万历中期。除了工作昆班和家庭昆班外，还有宫殿昆班。昆曲入京主要原因有三：其一，大运河水道灵通，交通便当易于戏剧音乐的传达；其二，宫殿音乐艺术文娱需求；其三，京城官僚官吏、商人的追捧。昆曲进入京师，很快就与撒播于河北的弋阳腔支派高腔相交融，构成了南北方戏剧音乐的“合套”，逐步构成后来的“北昆”。其内容从原有的才子佳人戏更多地转变为宫殿奋斗和前史剧变戏，音乐从细腻温婉转向凄凉古拙。
到了清代，上自皇帝下至平民大众都非常喜欢戏剧，各当地戏剧得以大力开展并广泛传达。昆曲在清初仍然处于上升阶段，呈现了李渔、洪昇这样的昆曲剧作我们。由此，构成了昆曲（雅部）与当地戏/乱弹（花部）的“花雅之争”。清代康乾盛世以来，经济取得长足的开展，各地商人纷繁在京城建立会馆，使得各地的当地戏班跟着各地商人顺大运河抵达京城，带来了焕然一新的当地戏剧音乐。
此刻，京城的戏剧演员也可顺大运河直接抵达运河南端扮演，完成南北戏剧“无障碍交流”。一起，跟着戏剧爱好者乾隆皇帝的几回南巡，运河戏剧扮演到达新的顶峰。《南巡秘记·水剧场》载，“皇上自京口启行，逦迆至杭州，途中皆有极大之剧场，日演最新之戏剧，未尝连续。闻献此者为满意班耳，更不知所操何术，能奇特灵妙若此……满意班主所特制之剧场，能随御舟而行，其安置全部，与陆地上行宫无异……”
乾隆五十五年（1790），以安徽籍闻名戏剧演员高朗亭为台柱的“三庆”徽班顺大运河北上入京，入京前还曾在大运河的南端杭州进行扮演，遭到欢迎。“三庆”班所唱声腔规模广泛，既有二黄腔、吹腔，也有梆子腔、高腔，还有很多的昆曲。随后，“四喜”、“和春”、“春台”等徽班连续进京，构成了“四大徽班”进京的局势。“徽班”在京师走红之后，湖北的“汉班”戏剧演员也顺大运河北上连续来到京城，湖北演员米喜子、余三胜的“楚调”也深受京城大众的喜欢。道光年间（1821—1850），“三庆”程长庚、“四喜”张二奎和“春台”余三胜所领衔的老生，在不断吸收当地戏剧和昆曲唱腔艺术特色的过程中，酝酿出以“皮黄”腔为主的新的戏剧剧种——京剧。清末王梦生《梨园美谈》曰：“交融徽、汉之音，加以昆、渝之调，抑扬转机，移风易俗。”此记载正是“徽汉合流”之出处。京剧在京城取得成功后，自北京南归的徽班演员将皮黄腔（京剧）顺大运河南下带回了杭州，并经由运河自扬州运河带到了上海以及运河沿线的各个沿河城市，为京剧成为全国性的戏剧剧种供给了先决条件。（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来历：北京晚报·五色土
作者：赵春婷